快捷搜索:  as

罗志田:七七级——无须复制的一代

原标题: 罗志田:七七级——无须复制的一代

填写简历时,我异常乐意吸收的一个群体认同,就是“七七级”。对有些人,这或许是个可以分享“集体荣誉”的称谓。对我自己,却更多是一段难以忘记的影象。(然而正因“七七级”垂垂成为有“面子”的称谓了,而简历又是相对开放的,我现在反有些不敢把小我的影象放进表格了。或许人生便是这样波折向前的吧。)

小我的回忆

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,那一年大年夜队中学临时请我代课。我虽号称中学卒业,实际念书不到一年,却要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,其实有些误人后辈。记得是放农忙假时,我回到成都的家中,母亲既惊疑又痛快地说,这么快!上午才给你打电报,下昼就回来了。原本家里得知竣事多年的大年夜学考试真要规复了,以是要我赶快回来筹备,着实我根本没收到电报,不过是可巧而已。于是在家集中补习了一个多月。因为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了空前未有的“文化大年夜革命”,那是名副着实的“补习”;与今日高考前的“复习”,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因为“光阴短、义务重”,可算是真正的冒逝世。天天睡觉也分成两段,一次约睡三个钟头,另外光阴基础都坐在窗边的桌前。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样的事,后来其家长说,早就推想我必然考上,因他们险些就没望见我脱离过桌子,颇叹我何以能不睡觉。当然有时也要出门就教,记得还去成都二中进修如何写作文,就教曩昔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师长教师,那真如醍醐灌顶,获益良多。考试前又回大年夜队中学上课,自己教作文的段数也突飞猛进。正好全公社举行统一的作文考试,我的门生还得到第一名。一个大年夜队夷易近办黉舍的门生跨越镇上公办黉舍的门生,在昔时乡下也是不小的新闻。(着实主如果那门生自己智慧,他后来一起念乐山专区的重点中学、上海交大年夜,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年夜学念博士,是村庄子孩子中的一个异数。)另一女生也得高分,后来到县高中或师范校念书,现居西安,小孩都进清华大年夜学了。

我就这样日间教书,晚上继承补习,筹备即将到来的考试。我所在的四川省仁寿县是个大年夜县,人口过百万,昔时应届卒业的高中生班就上百个,全县还有和我一路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,绝大年夜多半学历都在我之上,不少是老高中的。这样,在填报自愿时,我第一自愿填的是成都师范黉舍的中文高师班,即所谓中专“戴帽”的大年夜专;第二自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;到第三自愿必要换专业,才填了四川大年夜学历史系。考完后已近过年,大年夜队中学放假了,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。大年夜年三十的前一天,我正在城里一老同砚家中喝茶,溘然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,奉告我录取看护到了,我被取入川大年夜历史系。

那是经久停招后的第一次,录取不太看自愿,以是我能被第三自愿的重点大年夜学先录取。大年夜学卒业后我才知道,取我的师长教师当初也担有政治风险,因我的家庭身世有些“问题”,颠末争议,终以“重在体现”的来由取了我。且我本是在屯子子考试,看护应是寄送到乡下的。川大年夜招生办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,特地寄到家里,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。下乡已九年的我,是家中的“老大年夜难”问题,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。

我会永世记得这一包揽人的细心殷勤,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,以是很能体会这个看护的紧张吧。那时“文革”尚未完全停止,“斗争哲学”之余威尚在,而川大年夜从招生到发看护都相称有人情味,异常不轻易,使人难以忘记。

实际开学已进入1978年了,我在屯子子的石友姚仲文兄,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,把我不停送进黉舍报到。在川大年夜校园里,这一图景或也不多见,彷佛象征着人生的一段停止,又一段开始。

那几年进修的经历,生怕也是中国大年夜学教导中前所未有、后亦未必会再现的。大年夜学竣事招生已十二年,同砚中应届生很少,彼此的年岁相差甚远;班上年岁最大年夜的约32岁,正是最小者的两倍,25岁的我则属于中心一段。而当时的师资,险些动员了全体高段位的师长教师;有些现已不在世的师长教师,昔时还没有轮到给我们上课呢。

晚来的进修时机不易,那时我暑假也住在黉舍。记得第一个暑假便是读《资治通鉴》,而一些同砚还曾组织起来共读《史记》。我自己散漫惯了,常常逃课,到黉舍藏书楼看各类“内部册本”。曾经有那么多年,整个公开的读物不过几十种。忽然可以应用藏书楼,而且可看“文革”中给老干部筹备的各类翻译册本,那种感到,说是迫不及待,实不过分。内部书看完了,又泛览他书。坦白说,除《通鉴》和前四史外,还真没看若干“专业书”。

川大年夜历史系昔时的学风是重基础功,分外是说话。同砚中不少人相称重视说话对象的掌握,后来考外校钻研生的,不分中国史照样外国史,大年夜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皆得高分。我在乡下背过半部《古文辞类纂》,离桐城正宗自然还远,或可说稍得外相。但英语则完全是从头开始,摸底考试仅得十分,即写完字母而已。

最初学英语也不过随着走,过了一学期,介入读《史记》的石友葛小佳说,他的英语已远远跨越班上的进程。当时同砚中有的英语甚好,已在看所谓原着。而小佳的英语也同样是进大年夜学才开始学的,那时与我的水准就弗成同日而语了。他为让我能遇上,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。这样的义气,现在大年夜概较难见到了。我不能不冒逝世追赶,到二年级差不多遇上他的水准,大年夜家又继承推进。再到三年级时,我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。没有那时的努力,后来生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。

现在有些同砚回忆,说我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,以是努力学外语。着实如我前面所说,当时“文革”的“停止”还在进行之中,在成都这样的地方,险些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“高瞻远瞩”。简言之,那根本不是一样平常读书人“长进”的选项。历史影象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,于此可见一斑。不过,昔时的形势成长确凿日月牙异,到卒业的时刻,去外国读书,对一些人就成为实际的可能了。

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,且所读多是名校,反倒是在外国治学最有成就的葛小佳,念的是美国一样平常州立大年夜学。我想,昔时那批留门生,大年夜概也和海内的七七级门生一样,进入什么黉舍,基础看机缘,但其练习未必都在讲堂上得到,以是在海内国外读什么黉舍不分外紧张,主要照样靠自身的修为。我自己是在卒业事情五年今后才负笈远游,紧赶慢赶,博士答辩时已经41岁了。

川大年夜历史系七七级学风的另一特征是眼界较宽,思惟开放。在本行的固然出色,留学的却大年夜部分都转了行。同伙中,葛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生理学,霍大年夜同砚了精神阐发,而戴思杰干脆进入知名的巴黎片子学院学导演,都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。念什么专业请教什么的,也就一二人而已。我在美国念的课程因此美国史为主,不过因拟追随的师长教师退休,一时后继无人,系里许我改换门庭,遂转入中国史,大年夜大年夜缩短了读书刻日。(普林斯顿大年夜学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说话加一门欧洲说话,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。)以是我一共就念过两门中国史的涉猎课,如今所教的专业,也照样半自本科的教导、半从自学而来,算不得科班身世。

现在转头想想,昔时川大年夜历史系师长教师所教,未必是历史学的所谓常识,生怕更多是学者如何治其所学。在此根基上,我们获得的鼓励,是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(按宋儒程颐的说法,不想做到最好,就是自弃)。前者大年夜概便是所谓入门,后者或一样平常所谓成长。入得其门,黉舍之能事已毕。今后若何成长,便是门生自己的事了。

蕴涵富厚的符号

七七级这一群体是多元的,工农兵商,做什么的都有。对有些阅历分外富厚的人来说,这或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;那些年少的,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年夜学。就我小我而言,却真恰是人生的一大年夜迁移改变。

我下乡时仅16岁,此前也和全国人一样饿过饭,身高还不到一米五,贫下中农不得不为我制作特定高矮的粪桶。记得临走时母亲在我的棉衣里缝了五块钱和五斤全国粮票,意味着已经做了异常不妙的筹备。在那时的各类人生选项中,可以说基础已经扫除读大年夜学了。(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,大年夜学招生已经推行“有因素、不唯因素论”,像我这样的家庭身世,实已难进大年夜学。)后来居然能进大年夜学读书,有那样好的师长教师和同砚,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惊喜。上天如斯眷顾,能不常怀感德之心!

或因其特定的机遇,“七七级”后来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,仿佛是风云际会,天才一群群地来此相聚。然而,这些人中很多都幼年掉学,短缺从小到大年夜的系统练习;先天不够,其创获多来自阅历和悟性。在那些阅历无法代替或弥补练习的领域(例如自然科学的一些学门),悟性也就难以表现其感化。纵然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,当风尚偏于追随而无视积累之时,“天才”也每每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“奇才”。(把“奇”“怪”一类字冠于“才”之前,平日意味着对才干的不充分承认。)着实不论天才、奇才,若干都带些“倒放片子”的味道。那切实着实是个相对独特的群体,或许真是难以“复制”;但也和所有群体一样,兼具高明与平庸。

盖若要“复制”,则包括读大年夜学前的经历,意味着大年夜学十多年不招生,这当然是谁都不盼望重复的。七七级的门生,都是“文化大年夜革命”的亲历者。对那一代人的多半来说,“文革”更多是一段暗淡也黯然的影象,有点像西方的中世纪。(中世纪是由于后来的人自居“今世”又憧憬古代而得名,也是以被视为一段“暗中的期间”。)不过,因为七七级在大年夜学读书时“文革”尚在“停止”之中,这些人虽被视作“后文革”的门生,却并未呈现若干对“文革”的反思(那些介入“伤痕文学”的或是例外),以至于后来一些对“文革”的“理性”认知,部分似也出于七七级人之手。

就整体言,“文革”的暗淡,或也使七七级自身若干带点“文艺中兴”的味道——由于一会儿“解放”了很多老西席,包括那些经历过五四的一代,七七级人在讲堂上毗连的,每每不仅是“文革”前的学术,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。当然,这更多是一种“客不雅”的相似,他们中多半人并不像意大年夜利人文主义者热爱希腊、罗马那样,对其所毗连的期间亲密跟随;不少人毋宁像那些年两套丛书的名称所提示的,更乐意“走向未来”,也更关注“中国与天下”。

而上述毗连的超过性,恰也反应在中外学术交往之上。或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闭关锁国,中国学界对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论着(包括钻研中国的论着),极为生疏,所知甚少。因为这一断层的存在,只管我们现在追赶“国际前沿”的速率已经相称快,但今日西方的“国际前沿”,恰是在那根基上孕育发生的——其回应、修正和冲破的很多问题,便是那个期间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成果。追赶者若不懂得其针对性,很可能追到不合的偏向上去。

换言之,七七级的弗成“复制”,包括了强弱两方面。他们中很多都曾上山下乡,打仗了中国的底层,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“社会大年夜学”。这可能是其特有的强项,只管也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才是显着的强项。不过,纵然在适用的领域里,也还要不忘上述双重学术断层的存在。学问从来是积累的,较具扶植性的立场,是温故才能知新;纵然基于更武断的“走向未来”立场,也要推陈才能出新。“故”与“陈”且不知,自然谈不上“温”与“推”,也就大年夜大年夜减却了立异的根基。

我自己的感到,我们这一代人,总带几分抱负的色彩(譬如多曾颠末“文学青年”的阶段,总有些办刊物的感动,等等),又稍多自力精神(这极不得当于宦海,在越来越向宦海“倾斜”的学界,也渐分歧拍,却是做好学问的基本),两者都使这些人轻易坚持己见,不敷随和。若能保有抱负而兼顾现实,坚持自力而不忘包涵,或更能随顺时世。

不过,某次一位年轻人奉告我,在他们眼里,“50后”有着阴暗的一壁,由于从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过来,不免带点儿整人害人的遗风。我对此有些保留(至少我自己的同砚,晤面都有发自心坎的亲热;步入老年,还能开稍带进击意味的玩笑而不往心里去),但平心而论,这见地也不无所见、不乏实据。这也引起我的反思——既曾受过沾染,可能真必要随时告诫自己,不要无意中堕入旧日窠臼。

七七级这一代人,现在已渐入老境。他们的命途,着实不那么幸运——幼年即曾饿饭,中学多未读完,稍长又流落转徙;开始奇迹闯荡之时,珍视的是资历;眼看渐有所成,又考究年轻化了。但那些大年夜都是所谓“赵孟能贵”的部分,亦浮云而已。正因比其他期间的人领受了更多生活的艰辛,就更应多识得几分人生的真谛。至少身心状态要努力维持同等,不宜身已老之将至,而心态仍旧年轻,继承经历着“生长的烦恼”!

我们的学术状况,有着特定的国情。规复高考后那几年入大年夜学者,身当十多年的断裂,切实着实多些传承的责任。不过,学术乃集众之事,总有易代之时。在理工科,学术易代彷佛已经完成。文科方面,这一代或可多发挥所谓“传帮带”的感化——年富力强的,固不妨“站好着末一班岗”;对大年夜多半人而言,生怕还要尽可能支持新人接班,甚或扶直其“领班”。最好是慈眉侧立,多些旁不雅,少些参与。很多事确非各人可为,年轻人却也未必就做不好。总要“信托人夷易近”、信托后来者,不然,学术又何能提高?

人生不论苦乐,总有很多可以开悟的时机。时机来了,人多有所触动;然而若无所悟,时机也就以前了。凡事看得远一点,就少许多近忧。这一代也曾看着那些不宁神又力不从心的前辈累得够呛,到自己也成了“大年夜佬”,可别掉了分寸,永不知老之将至。昔人四十就已不惑,我们成熟得晚点,五十、六十总可以了吧。所谓“不惑”,大年夜概便是知所进退,该放手时就放手——

那些难以企及者,可弃若敝屣,不必总在思索未来。真合己意者,乃幸福之所在,尤当珍重。肉食者且不论。对读书人而言,治学本含英咀华,厚积薄发。蕴藉日久,自有一股兴盛之气,沛然弗成遏抑。临近退休,亦正久积洋溢之时。善养浩然之气,可补锐气之不再。充分使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光阴,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,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书,又何乐而不为。

石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国《成永生理学》上颁发一文,探究禀性与教化(Nature and Nurture)之关联互动,被觉得开发了一个新的钻研偏向,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。我不敢评论争论该文的内容,却不妨借其题目“说事”。

对任何人而言,禀性都是紧张的。常乃惪以致觉得,文学的“巨大年夜与否,全视乎作者小我感情是否巨大年夜”;史学亦然,“必有巨大年夜的生命力者,始得为巨大年夜之历史家”。但不论我们身世若何,教化都可以让人改变。(古之所谓教,正在于改变人。)唯改变之后,能不忘自我,也不忘教化之所从来,或可兼具本性与教化之长。

七七级者,禀性千差万别,更多成绩于教化。其合营的特性是:门生多来自社会,阅历富厚而志趣广泛;师长教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,而因此世界士的标准为期间为社会育人。与后来人比,七七级的门生若干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体,但眼界开放,无论治学从业,并不十分拘泥;且老是憧憬自力,不肯俯仰随人;又始终保留几分抱负的色彩,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。

这更多是基于我在四川大年夜学历史系的履历之谈,但整体言,七七级是特殊期间的特殊产物,已为寰宇留此一景,却无须复制。一小我或一代人明白了自己在社会甚或历史上的位置,也便是知了定数。这一代人,着实也和历史上任何世代一样,不过守先待后而已。于斯足矣,夫复何求。

(本文摘自罗志田着《风雨鸡鸣:更改期间的读书人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9年11月,彭湃新闻经授权宣布。)

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: